阅读提示：那是“人性”被从“神性”的各种禁忌与囚锢中释放而出后的必然盛景，也是此次在宝龙美术馆举办的“西方人物绘画4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藏精品展”最大的亮点所在。从巴洛克宫廷画家凡·戴克、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浪漫主义大师戈雅与德拉克洛瓦，再到克利姆特、夏加尔、马格利特、契里柯等，众多大师，济济一堂。
无论东西方，说起绘画艺术史的起源，总会追溯到史前上万年在人类生存过的洞穴之中，先民用石头、砖块、树枝等材料，在栖息的洞穴壁上，简易、稚嫩却又无比概括、传神地描绘着身边的一切。除了生活环境与劳动场景，无疑，先民描绘最多的，一定是人类本身。因此，穴壁之上留下了迄今为止最早的由人类通过绘制图像来记录周遭事物与日常活动的印记。从此往后，随人类文明的不断演化与进步，绘画与图像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与主题，发挥着无可取代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人物（与肖像）绘画作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一个古老的门类，始终是艺术家与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一个绘画主题。
人物作为绘画艺术的第一主题，也自然成了最早趋于成熟的绘画艺术题材与门类。从这一点来看，中西绘画，无不如此。走进故宫博物院或上海博物馆，走进台北故宫博物院或敦煌莫高窟……在传统绘画之中，总能见到最先成熟的人物画艺术精品，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洛神秋水，历代帝王……人物画的最早成熟，既是历史人物、场景、故事的忠实记录，更起到“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
在西方，人物画的起源一定会追溯到神话传说或宗教故事。因为图像作为最直接的信息传递方式，可以忽视社会文明程度有限，以及普遍大众存在文字撰写及认知能力的障碍，以此来实现对于众神崇拜或宗教信仰的直接宣教。艺术家则发挥着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把众神及《圣经》的传说与故事，形象化后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图像。
700年前，意大利人乔托为西方绘画推开了一扇封闭已久的陈旧且厚重的大门，一缕人文主义的光芒由此透入；自此，后世的我们不再需要始终面对已绵延近10个世纪，古老、刻板且严肃的中世纪艺术面貌，那种平面化、程式化、单一性主题的创作显然已无法跟上人类文明前行的步伐。而由此应运而生的便是横跨欧洲大陆，孕育了无数艺术奇迹的“文艺复兴”。与此同时，人物画也开始步入到一个全新的关于信仰、权力、地位、民俗等多元发展的繁荣期。无论主题涉及神话与宗教、身份与地位、宫廷与民间，总在不断涌现足以传世的人物画佳作。
那是“人性”被从“神性”的各种禁忌与囚锢中释放而出后的必然盛景，也是此次在宝龙美术馆举办的“西方人物绘画4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藏精品展”最大的亮点所在。从巴洛克宫廷画家凡·戴克、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浪漫主义大师戈雅与德拉克洛瓦，再到克利姆特、夏加尔、马格利特、契里柯等，众多大师，济济一堂。从题材上来看，展览中不仅有不同时代的艺术大家笔下的经典肖像画，也有从宏大的神话宗教题材到华贵宫廷绘画，再到描绘普罗大众的演变过程。艺术风格上，涵盖从文艺复兴、矫饰主义、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写实主义、印象派，一直到现代主义各个阶段的西方艺术史发展轮廓。时间上则横跨16世纪至20世纪，通过精选的东京富士美术馆57件藏品，用绘画作品本身，讲述了一场历经400年的西方人物绘画发展简史。正如策展人马真正所说的那样：“此次跨越400年的视觉之旅也始于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并将随着大师们的足迹一路前行，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结识近百位不同身份、各具精彩的人物，与他们凝固百年的目光相望，去看，去读，去感受他们的故事。”
马真正根据丰富精彩的展品，将57件作品分为“神域”“宫廷”“乐土”“人间”“幻境”五大板块，希望以此引领每一位观众从宏大的“神域”到华贵的“宫廷”，再回归平凡的“人间”，这是一组从众神像到权势谱，再到众生图的全景记录。“这是一曲由跨越近400年，生活在不同时代，源自不同流派的艺术大师们共同谱写的关于人文主义光辉的畅想曲，一曲凝固了几百年的动人乐章，并由我们在这里奏响，相约每一位观众与它跨世纪相遇，聆听。”
穿越“神域”，亦是人类文明必经的从“神”到“人”的转变过程，是人文主义发展过程中“人性”的光芒开始夺目之时。
进入展厅，在第一板块“神域”中，首先能看到的是佛兰德裔艺术家安布鲁瓦兹·杜伯瓦笔下的《芙罗拉》。安布鲁瓦兹·杜伯瓦是法国第二代枫丹白露画派代表艺术家，他的作品是矫饰主义的典范，亦表现出了佛兰德派艺术风格的明暗光线效果，具有文艺复兴艺术的写实性特点，同时趋于巴洛克时期艺术的动态美。
此作品中芙罗拉怀抱花瓶，身体扭向一侧，双眼目视前方，似乎正与观者交流。她的身旁还围绕着四个形态各异的天使，其形象原型即源自于古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芙罗拉是古罗马神话里的花神，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希腊神话中花神克罗莉斯的化身，这个主题深受波提切利、普桑等画家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该主题在不断地描绘过程中逐渐从神话画中剥离出来，成为单独的女神像主题，之后又以“扮演芙罗拉的女性”肖像画的形式出现，多数描绘手持鲜花的年轻女性。通观此作，虽略有之感，却也有着些许文艺复兴时期所特有的韵味，以及考究的法国绘画所特有的样式主义明艳之美。
《朱庇特和忒提斯》是现藏于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市格拉内特美术馆同名佳作的缩小版本。这是年轻的安格尔从罗马的法兰西学会送往巴黎的最后一幅家喻户晓的名作，作品中洋溢着他朝气蓬勃的想象力。该画将对“男性特征”的敬畏——崇高的男神、有威严的动作、壮硕的身体和对“女性特征”的崇拜-——丰满的女性、性感的动作、裸女柔软雪白的肌肤这两个两极相对的因素结合在同一个主题中。
画作正中所绘是古罗马神话的主神——朱庇特。在古罗马神话中，朱庇特是众神和人类的最高统治者。他掌管天空，蓄有胡须，时常带着圣鸟——鹫。根据《伊利亚特》的记载，特洛伊战争期间，阿喀琉斯与希腊军队指挥官阿伽门农发生了争执，为了取得胜利，他让母亲忒提斯去寻求朱庇特的帮助。画作中，朱庇特手持权杖，目光坚定正视前方，威风凛凛地端坐于奥林匹斯山顶的王座上。忒提斯则跪在朱庇特面前仰望着他，举起左手，用手指爱抚着神的胡须，仿佛在祈求。她的右手、右脚的脚尖以及似乎都在抚摸朱庇特的身体。画面右侧是朱庇特的鹫，而左侧隐约露出了其妻子朱诺的脸，鹫和朱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忒提斯。观者可以从此画中看到安格尔的两大重要的艺术主题——“古典艺术伟大的再创造”和“纯洁的性感裸妇”的萌芽。而安格尔运用理想化的手法描绘人物的身体，也是新古典主义的典型风格。
人文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从“神”到“人”的转变，而当财富与权力被赋予一小众人，人间首先是一个被“宫廷”所主宰的舞台。
所谓的宫廷人物画更多是以肖像画的形式被创作或呈现。两者之不同在于肖像画所描绘的对象多是有据可考的真实人物。而这群特殊的人物通过邀请艺术家为自己创作定制的肖像画来捕捉、建构、创意自己的形象，从而强化身份、宣扬功绩、稳固地位。所以，出自宫廷、基于权力的肖像人物画一定是与政治目的、权势欲望或个人英雄主义的考量息息相关。
在“宫廷”主题中，安东尼·凡·戴克创作的《阿玛利亚·冯·索尔穆斯-布朗菲尔斯肖像》颇为著名。这幅作品是威廉三世的祖母奥兰治亲王夫人的肖像画。亲王夫人身着华丽黑裙，佩戴珍珠项链和耳环，微侧身而坐与观赏者对望。她领子和袖口处的蕾丝是当时产于佛兰德的高档手工装饰品，而画作背景左边的棕色织锦挂帘是当时意大利盛行的描绘方式，增加了戏剧舞台效果。整个画面颜色明暗对比强烈，妇人的形象熠熠生辉。
安东尼·凡·戴克是继鲁本斯之后最为著名的肖像画家之一。他凭借自己出色的肖像绘画技艺，成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首席宫廷画师。极其优雅的绘画风格和令人称赞的对模特内心世界的揭露，都使他成为17世纪权贵最中意的肖像画家。他的作品为英国后世的肖像画创作提供了典范。存世的凡·戴克作品中，绝大多数是贵族宫廷肖像画。作为典型的巴洛克肖像艺术家，凡·戴克一生服务于权贵，附和赞助者的口味，众多作品崇尚华美，有浓郁的优雅贵族气派，显而易见他的画风受以提香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的影响，同时也是鲁本斯巴洛克华丽风格的延续。
在西方绘画史上颇具名气的《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是雅克·路易·大卫工作室的作品。大卫是法国著名画家，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在法国大革命民主派雅各宾专政时期，曾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和美术委员会委员、国民公会主席等职。其早期作品以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材，1793年完成名作《马拉之死》。拿破仑掌握政权后，大卫做了拿破仑一世的首席宫廷画师，为拿破仑绘制了一系列歌颂性的画作，诸如《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约瑟芬皇后加冕大典》（卢浮宫藏）等巨作。
在艺术上，大卫崇尚古典主义的成就，追求永恒的纯艺术法则，他的作品中严谨的结构、典型化的人物和画面的真实性皆反映了这一特点。同时，作为一个入世者、革命者，他常以古罗马历史题材来指代同时代的事件，创作了大量具有“新闻性”的作品流传于世。此外，雅克·路易·大卫还培养有大量的学生，很多也是杰出的画家，包括后来也成为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的安格尔。
在1800年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役中，拿破仑率军远征意大利，登上阿尔卑斯山，抄近路越过圣伯纳隘道，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赢得了胜利。这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拿破仑登上权力顶峰的道路，常常被拿来与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击败罗马军队等历史事迹相对比。大卫将这一场景进行了戏剧化的渲染和理想化的创造，在画家的笔下，拿破仑被描绘成英勇、果敢、坚毅的统帅形象，他挥手勒马向上的雄姿以对角线趋势充满画面，随风飞舞的红色斗篷，昂首挺立的烈马，阴沉的天空，奇险的地势，坚毅、果敢的眼神无不传递出英雄的自信与无畏，似乎全世界统统在他的脚下，坡石上刻着永垂青史的名字。
在路易·大卫绘制的众多拿破仑肖像画中，这幅作品是拿破仑英雄形象最为强烈的视觉表现，同时亦被认为是当时法国国家品质的体现。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幅名作却并非由拿破仑本人委任而创作，而是在意大利战役后，由西班牙国王向大卫定制的作品。拿破仑本人看到这幅作品后赞许有加。随后，应拿破仑的要求，大卫工作室又创作了多幅相同的作品。原作现藏于梅松城堡，其他大型的版本保存于欧洲的主要宫殿之中，如凡尔赛宫(法国)、夏洛滕堡宫(德国)、美景宫(奥地利)等。
如果说，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讲述思想的故事与信仰的力量，而巴洛克风格的出现则开始在创作手法与表述形式上开启了一种颠覆性的新趋势。以这两个时期为主的近三个世纪以来，包括人物画在内的创作主题变化并不大；直到18世纪起源于法国的极尽奢华与细致的洛可可风格把我们带入一片从未踏足的奇妙“乐土”。
用鲜明的色彩与精致的曲线所勾画的世界里，神圣、端庄与威严不再是主旋律，精致、雍容和迷离才是那方“乐土”的气质。在《晚会之后》中，一位身着靓丽的水蓝色法式长袍，头戴饰有花朵装饰帽子的女子正在为大家演奏弦乐，身后的女子正将乐谱递在演奏者的腿上；旁边的男性穿着英式及膝礼服，腋下夹着一顶当时流行的三角帽。不仅如此，他还整齐地佩戴着数件当时时髦男士若干时尚单品，如被称为克拉巴特的领带样式围巾，挂在腰带上走路时会发出声响的腰链，还有手杖等等。画面的背景是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和路易十六时期的家具。画作中，色彩明艳的服饰及其华美的质感虽令人眼前一亮，然而妇人们脸上的神情却略显空洞。其作者路易·罗兰·特林奎斯，是法国18世纪古典主义画家，他所创作的风俗画、肖像画都非常受欢迎。在其绘画作品中，往往富有光泽与质感的服饰，滑嫩细腻的肌肤，无一不体现了其独特风格与高超艺术才能。
《田园乐章》是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的作品，在这幅画作中，艺术家以柔美的色调精致地描绘了一对优雅的爱侣和他们身上华丽柔软丝绸衣衫，画面中的几头羊则象征着顺从，背景是一片万里晴空下的茂密大森林。这幅仿佛田园牧歌一般的诗意场景意在引起人类对于简单而又愉悦的生活的怀念。作为洛可可美学的完美化身，布歇赋予绘画以极大的装饰价值和有时臻于的感官性。他的作品多为浪漫的装饰风格的壁画，是18世纪法国浮华优雅风格的代表，也是一位将洛可可风格发挥到极致的画家。不仅曾任皇家美术院院长、首席宫廷御用画师,还担任过蓬帕杜夫人的绘画老师。他的艺术活动十分普遍,除了凡尔赛宫的装饰、壁毯织锦和塞夫尔陶瓷的设计外,还包括歌剧院的舞台设计。
“人间”意味着真实，所以，这里会有光明也会充斥黑暗，美好相伴亦没办法避免丑恶，和平的时光总与战争的残酷相望于一线间；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在坚定而勇敢地前行。而人物画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所记录并描绘的最真实而动人的场景，一定是来自普罗大众的故事，来自一个质朴而真挚的“人间”之境。这是艺术家对历史洪流中持续前进与发展的人文主义之关怀的最直接体现，对平凡而坚韧的普通民众生而为人的美好祝福。
《面向左侧的女子》是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早期作品。彼时的克里姆特尚未从维也纳工艺美术学校离开，其作品尚处于相对保守的学院派风格时期，这让我们面前的这幅作品成为研究克里姆特风格形成的重要图像依据。画面中的金发少女头转向左侧，光线从画面左侧照进来，在用绿色系的沉稳色调汇总的画面中,格外抢眼的是少女蓝色的瞳孔和红色的嘴唇,以及装饰胸前的白色项链，少女华丽的外表下带有着些许的伤感。
克里姆特是奥地利知名的象征主义画家，创办了维也纳分离派，是维也纳文化圈的代表人物。30岁之前，他的创作风格既有古典学院主义的特点，也有自然写实主义的特征，之后受英国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开始追求绘画内容的哲理性、艺术手法的象征性和实用的装饰风格。其成熟时期的作品以平淡的形状和富于韵律的线条，以及令人吃惊的精细装饰性图案为特征，他关心我们正常的生活中最敏感的课题，即精神与肉体的矛盾和痛苦,华丽的表面下总带有浓郁的伤感情调。
如果艺术家所描绘的真实“人间”是对平常生活与平凡之人的质朴的歌颂。那么，艺术创作者们或许是与生俱来的“创意”与“想象”的基因，会时刻刺激并撩拨他们“不安分”的心，从而激发他们关于“创造”的兴趣——创造一个梦幻、超前，充满启发、想象的“幻境”。
身处“幻境”的每一个人，包括艺术家本身，都是造梦者、预言者以及对结合现实场景并着眼无限可能的重构者。跟随他们的作品一起打破时空的限制，畅想奇幻的领域。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是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和版画家。他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最重要的西班牙艺术家。他的绘画、素描和版画反映了当时历史的巨变，并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重要画家们。戈雅通常被认为是最后一位古典派大师和现代派大师第一人。从浪漫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印象派到表现主义，戈雅总是走在欧洲绘画变革之前。西班牙的毕加索、达利和法国的马奈等画家都曾受到他作品的影响。因此，他被认为是现代艺术之父。
1793年，戈雅得了一种未确诊的严重疾病，导致失聪。丧失听力的戈雅逐渐开始以幻想为手段创作魔幻题材作品，黑色也成为了此时作品的主色调。1799年戈雅发布了他最著名、长达80页的蚀刻版画集《奇想集》，一部噩梦式的“幻想”组画。画中出现了许多鬼怪形象，有些画幅的内容至今仍不能完全解释。该组作品涉及的社会面很广：人类的谬误和罪恶，世俗一贯的下流和欺诈，趣味的漠视，宗教的阴暗和恐怖等等。此次参展的《追溯到祖父》，就是《奇想集》的第三十九件作品，画作中这个可怜的动物正在走向疯狂。但不只是他，在这里,驴子展示着家谱,自豪地确认祖先都是驴子，桌子上还能看到驴子家族的徽章。驴是对“无知”的传统象征，这是戈雅对贵族血统的讽刺和嘲笑。
雷尼·马格利特是20世纪比利时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机智而谐谑的图像，经常以写实的创作手法把日常普通熟悉的物品安置于陌生的情境中，将它们以非理性的、非现实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表现与“意外事物的相遇”的效果。马格利特一生的风格变化不大，他不受流行的新技巧影响，而专注于创作奇幻的、充满特殊构想的形象。他的绘画作品仿佛谜语一般让人猜想，表达的观点含括了从政治到哲学的理性世界。他的创作对西方现代绘画，特别是对达利、马宋及年轻一代的波普艺术家们有较大的影响。
《抽象概念》描绘了一个人的形状，但它却剥离了我们的大脑：一件黑色西服与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绿苹果，二者皆未作任何变形处理，乍看没有关联，但艺术家却将它们以戏剧化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从而打破了常规的意识，产生了令人惊奇的超现实感官体验，引出一系列的疑问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