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10日，重庆的金秋显得格外的清朗和明丽。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同志、我们仰慕的邓大姐，随行简朴，从北京飞抵山城。
她刚一走下飞机，我和市里其他领导同志随着专从成都赶来的四川省顾委主任谭启龙、原南方局老同志鲁明等立即迎上前去，她边握手边批评：“说了不让你们迎送，以免影响工作，为什么还是来了？”我说：“大姐是全国政协主席，我是重庆政协主席，我要充分的利用时间向大姐汇报工作啊！大姐虽然是老重庆，现在的重庆变化可大了，我来给您当向导嘛。”说得邓大姐笑了起来。
接着，我随她同车，经新桥、沙坪坝、石桥铺，来到潘家坪招待所，即今渝州宾馆。
11日上午，我向邓大姐汇报政协工作并赠送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抗战纪事》《重庆谈判纪实》和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辑的一套《重庆地方党史资料丛书》。年事已高的邓大姐以敏捷的思维、清楚的记忆，兴致勃勃地回顾了当年的战斗历程。
重庆，是同志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战斗过的地方。从1938年10月，她和博古以及《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由武汉飞抵重庆出席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到1946年5月3日，与周恩来、齐燕铭等15人飞赴南京，在这期间，除1939年和1943年两次因公返回延安外，前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邓大姐都生活、战斗在山城重庆。
10月的潘家坪，金风送爽，花木扶疏。这天邓大姐兴致很高，和我们摆家常，她十分关心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我将重庆党史办收集的抗战时期邓大姐在重庆工作时的资料一一展示，并将题目一条条念给她听。当念到《论自我修养问题》时，她连说：“不是不是，这篇是恩来的。”
我说：“这篇长文章还有许多小标题：如善尽妇女职责 要有愉快的精神和健康的身体，这能是恩来同志写的么？”
她笑着问：“是么？我是1938年10月下旬到重庆的，你说说我刚到重庆时做了些什么？”
我说：“您刚到重庆就和史良等参加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向500多名各界妇女作了讲演，您在重庆女青年会、重庆女师等单位举办的讲演会上，报告了15个月来的抗战形势，要求大家更好地开展妇女抗战工作同年10月底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上，坚决支持爱国华侨参政员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11字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面对面痛斥汪精卫及其同伙假和平真投降的汉奸谬论。”
邓大姐从深沉的回忆中特别提到：“1946年还发生过重庆较场口事件！”看来大姐对这一事件关切，记忆犹新。
▲1946年1月，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合影。左起：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
中国人民在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蒋介石磨刀霍霍、内战枪声又起。为谋取和平，1945年秋，、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举行国共和谈，签定了《双十会谈纪要》，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会议代表包括国、共、派及社会贤达等共38人，有7位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陆定一、吴玉章、），是政协所有代表中唯一的女代表，并担任“组”召集人。我党为力争会议的成功，积极扩大民主统一战线，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如1946年著名的“一二五”教师学生活动，响亮地喊出了“政治协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会议代表周恩来、莫德惠等接见了队伍。这便是促进政协会议成功的一次群众运动。
在会上，代表展开了紧张而艰巨的工作，终于就举世瞩目的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达成协议，获得成功。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可是，正当各界群众近万人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上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时，却密谋策划，派出大批特务、打手，捣乱会场，将主席团成员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马寅初等民主人士殴打致伤，台下的群众和新闻记者等也有几十人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邓大姐说：“那时我未在场。特务扬言还要找机会打。不少党内外人士劝告我暂时不要外出活动，以免发生不测。”
我说：“大姐不惧特务的恐吓，依然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发等同志一道去医院看望受伤的人士，还参加民主同盟邀集政协代表致函蒋介石抗议暴行的活动。”
我拿出10张大姐在重庆的照片说：“我这里有些照片大姐可能没。”邓大姐说：“不可能吧！”她接过照片，一张张细看，线张她都没有，包括与恩来同志的合影。大姐高兴得不得了，连说：“好、好，我全收下了！”大姐说：“我没什么财产，只保留了一些照片，将来把它们交给历史博物馆。”
12日下午，邓大姐漫步在宾馆的林荫道上，追忆过去的战斗岁月，怀念当年支持的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和山城人民。她对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说：“从当时起，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就同我们合作共事，共同维护抗战，维护团结，维护进步。现在，为了祖国统一和富强，我们仍就合作得很好。”大姐接着说：“胡子昂同志那时就与我们合作，一直合作到现在，不愧是党的真正朋友。朱学范同志所领导的劳协，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援边区工会。邓发同志就是在他们帮助下，才出国参加世界工会大会的。这样的朋友还很多，真是难得啊！”
▲“特园”原名“鲜宅”，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盟盟员鲜英的公馆，位于重庆市上清寺嘉陵江畔，始建于1931年。抗战期间，“特园”成为及各派活动的重要场所，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地。
胡北淇同志说：“这些都是周总理和大姐当年在这里辛勤工作的统战硕果。”大姐说：“我们党与非党朋友就像红花与绿叶一样，只有红花没有绿叶，花也不好看，更重要的是花也长不好啊！”
晚上，大姐在住室里，欣然命笔写下了满怀深情和希望的题字：“向重庆市人民问好。”
13日上午，邓大姐参观市容，游览故地。看到两江大桥和刚刚建成的牛角沱立交道，她对重庆市政建设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高兴。
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台阶上，邓大姐久久地遥望着对面旧政协的会址原国民政府所在地，思绪联翩。旧政协的召开，是中国和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和平的成果，它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它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邓大姐对身边的同志说：“建国后的政协是在旧政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统战方针，就是当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要认真地去领会，认真地去执行。”邓大姐还关心地问：“重庆有多少女政协委员”，希望重庆市政协要注意充分的发挥女委员的作用。
邓大姐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思绪难平，向陪同的同志一一指点，某间房屋是作何用的，某张照片是何时拍的。大姐还讲起了几件往事，教大家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她说，以前有人写文章，说这里二楼、三楼都住着宪兵、特务，这是不真实的。当时二楼一部分是刘斐先生住的，三楼一部分是战时妇女服务团住，这个服务团是当时重庆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和员张启凡领导的。倪斐君解放后留在北京，后来又把贺耀祖从海外动员回来，是解放后第一个回到北京的高级官员。邓大姐还说，八路军办事处恩来同志的秘书李少石同志是他乘坐的小车碰伤了伤兵，被伤兵枪击小车误伤身死，而不是被特务暗杀。大姐又强调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啊！”
随后又到中山三路263号（现151号）代表团旧址。因坡坎较高，大姐在大家劝阻下没有上去。大姐止步不语，凝望了七八分钟才叫开车离去。
▲1985年10月，视察重庆期间，参观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初，红岩所在地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饶国模给大姐捎去两束红岩生长的新鲜水仙花，大姐为之激动不已，立即写信给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总理说：“花从重庆红岩来，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红岩去。三年红岩，一切往事萦绕脑际、历历如在目前，我的心情复杂，对花无言半晌，才迸出一句百感交集，特寄三枝给你，到时水仙花想已干萎，但终是来自红岩土壤里的花，或能余香犹在吧。”今天，大姐终于又回来了。
走进红岩村，大姐一一指着沿路的景物向陪同的省、市同志解说当年的情景。她倒成了大家的向导。
登上石阶，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大姐仔细参观了一楼的几个房间。就是在这座普通的楼房，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曾经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和战斗，他们与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博古、陆定一等同志一起，为巩固第二次国共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推动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姐说：“你们知道我和周恩来同志在红岩办事处办公室大楼门前照的那张照片的意思吗？当时日本飞机来空袭，一颗炸弹扔在办事处办公大楼门前的沟里，把楼都震坏了。敌机离去后，我和周恩来同志就拍了这张照片，表示不管你如何狂轰滥炸，我们也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下去，我们是炸不走的！”说到这里，大姐风趣地用很地道的四川话说：“不然的话，我们照相做啥子哟！”
▲1939年5月，日机轰炸后，和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门前留影。
对纪念馆内的陈列，邓大姐说：“要实事求是。当年革命斗争很激烈，条件十分艰苦，一是本来东西就不多，二是许多东西没有存下来，不要想当然地去另搞一套，要尽量还归历史本色，这样才可以给后代以更深刻的教育。”
在饶国模同志的住宅前，大姐凝视着铭牌上的简介，久久地沉思着，工作人员还以为她看不清楚，重新读了一遍简介。她说：“我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对饶国模同志不能这样轻飘飘地介绍一下。你们可知道刘太太是在啥状况下支持我们党的？当年，我们刚到重庆，条件很艰苦，在市内机房街租的房子被日本飞机轰炸了，没有房子住。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把她大有农场的房子借给我们住，又让我们在农场内修建办事处。没有刘太太，哪有我们的红岩哟！党在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无私无畏地支持了党，这是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应该如实地反映出来。”
邓大姐来到红岩公墓。抗战时期，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亲属中的部分同志逝世于重庆，安葬在小龙坎伏园寺。解放后，遵照周总理嘱咐，1958年将遗骨火化，就近深葬，平坟还耕。1984年，市人民政府修建了红岩公墓，将骨灰迁葬于此。陆定一同志题写的“红岩公墓”四个大字镌刻在汉白玉的碑石上，下面衬托着一块汉白玉的浮雕。公墓里也葬着邓大姐的母亲杨振德和周总理父亲周懋臣两位老人。大姐只叫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随她在墓前献花默哀敬礼。在公墓邻近的饶国模墓前，大姐表示了特殊的敬意，招呼陪同的省市负责同志谭启龙、于汉卿和在场的同志：“大家都来吧，都来向刘太太致敬！”大姐肃穆地双手献上一束鲜花，所有的人都随大姐向饶国模默哀致敬。大姐还缓步沿着两座墓地绕行一周，寄托哀思。
在休息室里，红岩纪念馆的同志准备了纸笔请邓大姐题词，她挥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下面落款“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重返红岩”。这“重返”二字显出了大姐对红岩感情之深。
邓大姐离开重庆前夕，对重庆市委负责同志说，重庆是政协的发祥地，也是派的发祥地，有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和基础，有这么好的历史条件，希望能把政协工作搞得更好。重庆由市委书记兼任政协主席，这是搞好政协工作的很有利的条件。但是，光有书记重视还不够，还要整个市委都要重视。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宝之一，政协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市委能定期同政协协商一些大事，以充分的发挥政协的人才优势。政协要认真地贯彻统战工作的十六字方针，要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邓大姐还希望政协机关工作的同志，努力学习，提升个人的素质，改进工作作风，这样才可以把统战工作搞好。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人民政协纪事》。文章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廖伯康，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