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愿（1918—1997），湖北汉阳人。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学家。刘敦愿先生在投身古代美术方面研究的同时，写过很多关于古代动植物题材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沧海遗珠散落在刘敦愿先生学术的一生。
本书编者、刘敦愿先生学生郑岩教授表示，“先生通过描述图像的风格，剖析其意涵，来推想古人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改造与利用，复原彼时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追踪古族的征伐与迁徙，再现悠远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呈现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价值。”《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节选书中《夜与梦之神 ——鸱鸮》这一篇章予以刊发。
枭，俗称猫头鹰(图1），古名鸱鸮（音chī xiāo），也简称为鸮或鸱。在中国，长期以来，枭被认为是形貌与声音都很丑恶的不祥之鸟，因而表现在古代花鸟画方面，从不见描绘，陶瓷、刺绣等工艺品与民间艺术也不用作纹样母题。到了近代，尽管科学研究证明枭类是捕鼠能手，是应加保护的一种益鸟，但传统的迷信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日益丰富起来的地下出土资料改变了人们的观感，考古发现证明在远古的岁月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纪的后半叶，在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及西周初期的艺术品中，枭类题材是很盛行的，无论是写实的雕塑艺术品，还是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品，大多制作精工而造型优美（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作为艺术创作的借鉴），反映出枭类在中国古代曾受到大家的崇拜与喜爱，同后世那种对它的鄙视与厌恶，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枭类题材艺术作品的丰富与优秀，与中国古代的宗教崇拜对于夜禽的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
猛禽是食肉的鸟类，其中昼禽如鹰、隼、雕、鹫之属，它们的性格鸷烈，姿态矫健，回翔天际，搏击迅猛，为大自然增添壮观，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自古以来，在文学、艺术与宗教崇拜中，世界性地受到重视，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至于其中的夜禽枭类就不然了，由于其形貌奇特、鸣声难听，又在夜间行动，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受到重视，甚至还招致人们的厌恶，引发一些误会与反感。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察觉到的事情。
虽说如此，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不同，宗教崇拜与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况且人类对于某些动物的好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跟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情况十分复杂。
猛禽中的昼禽，在中国古代也曾受到过赞美，例如《诗经 ·大雅 ·大明》描述商周之际武王伐纣时的情景说：
但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把鹰隼之类的猛禽加以神圣化，也许因此之故表现在艺术上，明确可以确认是鹰类的作品屈指可数。陕西华县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鹰形的陶鼎（图2），躯体扩大作为容器，粗壮的双足与下垂的尾羽构成鼎足，泥丸贴成双目，炯炯有神，美观与实用结合得很好，应是中国最早的鸟尊；实用之外，有无宗教方面的含义不详。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属于典型龙山文化的一批刻纹玉圭与透雕玉佩中，一再发现关于鹰的描绘——雄鹰昂首向天，钩喙上指，两翼微敛，双足向外分张，趾爪刚劲有力，英姿勃发，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系传世品，不知出土地点，因而时代暧昧不明。后来有了日照两城镇玉锛的发现，用作对比参订，学者们认为应是龙山文化系统的遗物，并与鸟图腾崇拜习俗有关，影响及于商周时期（图3）。这一“假说 ”虽然还缺乏旁证，但东部沿海地区在特定的时间内，曾流行过对于鹰的崇拜，这种可能性却是存在的。不过在商代与西周青铜器中，无论是鸟纹还是鸟尊中，可以明确指为鹰隼的基本上没有，只在玉器中多少有些体现，可见这一崇拜已逐渐消失掉了。春秋晚期青铜器中，曾发现一件制作精工、结构灵巧的鹰尊，从这个铜器铭文 “子乍（作）弄鸟 ”来看，制作目的显然是为了观赏，而与宗教崇拜无关，此外还发现过一些鹰首壶，性质想也相近（图4）。至于西汉时期的绘画艺术中，如河北定县出土的金错车饰图像中，曾见到野生状态的鹰；山东汉画像石艺术中所描绘的，则都是驯服了的鹰，只是狩猎场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更没什么神秘的意味，在艺术表现上也显得缺乏精彩。
至于作为夜禽的枭的情况则大不一样，有关的艺术品数量的丰富有些出人意料。最早的艺术品也见于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华县出土了鹰鼎之外，也出土了枭头陶塑。这件陶塑作半球形，双目向前，并有羽毛构成的眼盘，划出耳孔，以锥刺纹表示褐色羽毛上的斑纹，枭的特征鲜明，表现手法简练（图5）；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塑鸟头，双目圆大，深深凹入，左右并列，所表现的似乎也是枭（图6-1）；辽宁阜新红山文化遗物中，发现小型玉饰中有刻作飞翔状的枭（图6-2）。由此可见，猛禽中的夜禽，也与昼禽一样，在中国史前时期便已受到大家的重视。
在此之后很长的一个阶段里 ——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早期（二里头文化期），以至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文化期），情况不详。
到了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蓬勃兴起，其上的纹样以动物题材最为丰富，主要是鸟、兽与爬行动物，个别的还有昆虫。鸟类中，枭类题材特别丰富，凤鸟反而很少，如上所言，明确可以指定为鹰类的几乎不见。枭的形象，无论是写实的，还是装饰性的，特征都很鲜明突出 ——双目向前，并有圆大的眼盘，耸立在头上的毛角（枭类有长耳鸮、角鸮，也有无角的，但都有眼盘），与其他鸟类极易区别。其中少量的是白石雕刻与小型玉饰，最多也最精美的是青铜器上的装饰 ——塑作枭形的鸮尊与镂刻在各种器皿上的鸮纹。这类青铜器的出土，大多因盗掘关系而不知出土情况。近年来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现，由于随葬品保存完整，给予我们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型鸮尊，通高在 46厘米左右的即有两具（图7）；虎与鸮两种纹样组成的圈足觥一对；汽柱甑形器与偶方彝上都饰有侧面形象的鸮纹；刻有鸮纹的石磐一件；可以明确定为鸱鸮的玉雕小件装饰品，就有 6件之多。一墓之中枭类题材的艺术品能发现如此多的数量，这种题材在当时的盛行，由此也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种类与形式众多，结构较为复杂，纹饰内容丰富，处理技巧多样化，能够说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且给予当时的其他艺术，如雕刻、书法以及白陶、象牙、骨器、木器等工艺品以重大影响。但是，青铜器纹饰虽说丰富，然而又不是包罗万象的，其中的动物，现实的与神话的，也不过是有限的十几种或几十种，显然是有所选择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大多是礼器，也就是 “宗庙重器”，其上的纹样都具有神圣的性质，不同于一般；枭类题材在青铜器上不厌其烦反复出现，显然具有特定的含义，不过这种含义究竟是什么，史无明文，还有待咱们进行探索。
商代有关枭类题材的艺术品，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有立体的雕塑，也有平面的镂刻，有的比较写实，而绝大部分装饰性非常浓厚。实际上这两种装饰方法与艺术风格往往交错运用，情况相当复杂。
白石雕刻的鸱鸮，安阳西北冈商代晚期大墓曾发现一件，通高32厘米，背后有一凿槽，大约原作柱础之用（图8）。这类白石雕刻还发现有坐虎、卧牛、蟾蜍与人像，只出土于殷墟宫室与西北冈王陵区中，数量极少。
在殷墟还出土了一件陶塑的鸱鸮，通高 20余厘米，黑色，躯体简化成几何形体，而头部则是写实的，背部有管槽，通到头部，用途不详，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佳作（图9）。
最精彩的是一批青铜铸造的鸮尊，无论从雕塑艺术还是装饰艺术的角度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
鸮尊大多采取站立的姿势，利用枭颈部粗短的特点，把整个头部作为器盖，躯干作为器腹，界限置于很隐蔽的位置，双足与尾羽构成器足，结构自然而放置稳固；头颅圆浑，其上耸立毛角，大而突起的双目，衬以眼盘，更觉炯炯有神；直立的躯干，配合垂直的尾羽，简化成角状而上翘的双足，向前伸出，既增加了全器的稳定感，也使得整个形象挺拔雄健（图10）。凡此种种，都予人以英俊、猛鸷而又十分沉静的感觉，造型非常优美，可完全纠正后世认为枭形象丑恶的成见。
鸮尊除了上述这种三足的处理方法而外，也见只塑作两足的例子（图11）。这类鸮尊的双足完全是写实的，趾爪雄健有力，不必借助尾部的支撑，便能稳固地站立，成功地处理了整个器物重心的问题（图12）。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青铜铸作的 “马踏飞燕 ”的出土，曾引起过广泛的重视与高度的赞赏，实际上，远在商代晚期，在鸮尊的铸作上早已做了尝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些鸮尊不仅非常技巧地、和谐地解决了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的问题，而且保持了作为一种雕塑艺术品的完整性。尽管鸮尊全身满布刻镂深沉、种类非常之多的装饰纹样，但并不因此而忽略形象的塑造、猛禽性态的刻画，从而使得整个枭形圆浑饱满，从许多角度进行观察，都可获得美观悦目的效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品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这类鸟形尊彝便是我们推考当时雕塑艺术成就的重要根据。
商代晚期枭类题材的广泛应用，在装饰与雕塑两个方面都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收到了得心应手的效果。例如有的鸮尊把头部简化为十分整齐的半球体，喙部与毛角也都省略了，整个头部主要由双目与眼盘构成的两组同心圆组成，躯干缩短简化，用简单的几何形体表示出胸腹双翅的区分，并配合以明快优美的涡纹，手法十分大胆，予人的印象却非常强烈（图13）。又如，在美观与实用的结合上，不限于只用鸮尊一种形式，也常用来装饰提梁卣 ——采用两枭相背的形式，头部仍然置于器盖之上，也各有双足，尾部简化示意，形同省略掉了，保持了器的圆浑，也极为别致（图14）。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比单独塑作枭形的难度要大些，但效果同样是很成功的。
平面的装饰中，枭多采用正面的形象，即头部是正面的，而身体则分列在左右两侧，实际上就是一首两身，这乃是商周青铜器经常运用的一种装饰方法，如有的虎、牛等纹样经此处理，便好像是另一种特殊的神话动物了，但枭形象却无此感觉。有的图像由于加大了头部，使得枭特征更加鲜明，并取得童话插图般的情趣，十分亲切可爱（图15）。
少量的纹样采取侧面的形象，图像除了少数个别的之外，大都很小，作为其他纹样的陪衬，不占重要位置；有的铜觥的鋬部也往往塑作枭形，颇具巧思，也可见这类题材运用的广泛。
图 15 商代晚期立鸟鸮纹方斝 高 30.7 厘米，英国康普顿沃尼博物馆藏
把众多的图像组织在一件器物之上，并且雕刻（圆雕与浮雕）与平面的刻镂相结合，是商代晚期常常使用的装饰方法，并为西周初期的青铜器艺术所继承。这在枭类题材的艺术品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一般的鸟尊，除了用鳞甲状的纹样表示褐色有斑纹的羽毛之外，往往用一条蜷曲的龙蛇表示翅膀，而胸部空白处填以兽面纹或蝉纹。近年发现的鸮尊有纹样很复杂的，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型鸮尊（图16），头、胸、翅、足、尾各部分，都满布纹饰，或由各种纹样组成：头部鸟喙前伸，上面刻一蝉纹，双目没有眼盘，与毛角组成一个兽面，而每只毛角又是一条具有菌状角的鱼或龙，这具兽面后部空隙处，各填有一条鱼或龙；头部前半是固定的，只是后半才能开启，又是一个兽面，额上一个圆雕的鸟形纽，鸟有毛角，也应是鸮，兽面的鼻上有一圆雕的夔龙；颈部前方左右各有一条怪夔，后方又是一个兽面，器鋬的上端近颈部处又是一个兽面；胸部是一个以蝉纹为基础的兽面；双足上各有一个夔纹。这个鸮尊后部，翅与尾之间，浮雕一只小鸮，两翼横张，正在飞翔——商周时期的枭类形象，无论是作正面的还是侧面的，都是静态的，只有这一例是动态的，因此很可珍贵（图17）。从以上的介绍，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件器物，总的印象是一只站立的鸮，而这只鸮又由十余个纹样构成，而且纹样之中又有纹样，内容可谓丰富极了。
妇好墓鸮尊是以各种纹样来装饰鸮的形象的典型例证，在另外场合，枭类纹样自然也可用来装饰别的一个动物形象或一件器物。商周时期觥这种酒器结构较为复杂，装饰十分华丽，往往集中了大量的纹样。例如一件出土地点不详、如今已经流落海外的鸟兽纹觥，全形是一只四足的羊，但仔细分析起来，又包括许多复杂的因素，如夔、龙、凤、鸮、鱼、象、兽面、人蛇组合成的图像，等等，纹样种类和数量与妇好墓鸮尊同样丰富，组织安排方法更为奇诡。其中也是以鸮纹为最多，流的前部是一只双身的鸮，首下的胸部又有一对鸮，鋬手是一只站立着的鸮，器盖与器身上还有小型的侧面形象的鸮，等等。尽管如此，鸮纹仍是居于附属的地位。
但在一种鸮虎纹觥上，鸮与虎这两种纹样组织在一起，大多数情况下，虎居于主要地位，部位在前（图18-1、18-2），只有个别的鸮居于前，而虎在后（19-1、19-2）。前种情况是将虎头塑作立体的，置于器盖的前端，而躯干则镂刻在流部，鸮头是浮雕的，置于器盖的后部，躯干镂刻在器腹的后部。虎、鸮之外，其他纹样很少，这不仅是装饰方法上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典型例证，在内容上也必定具有特定含义，下面我们还需要谈到。
西周初期的青铜器艺术继承商代晚期传统，铜器的种类形制大体相同，纹样也是如此，到了中期便趋于简化，鸮尊与鸮纹也从此绝迹了。到了战国末与秦汉时期，在墓葬中又发现了鸮尊与画有鸱鸮的图像，如四川青川战国秦墓出土一件无盖厚木胎的彩绘鸮壶，通高 32.3厘米；河南辉县琉璃阁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的墓葬中，曾出土两件陶鸮尊（图20），形式与结构非常接近青铜的制作，过去曾有零星发现，便被误作了商代的明器。又，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中，也出土过两件陶鸮尊，时代与辉县所出土的鸮尊相近；辽宁旅大地区的西汉墓葬，宁夏银川平吉堡西汉晚期墓葬中，也有类似的发现。绘画作品较早的是西汉前期的，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帛画与漆棺上都画有鸱鸮（图21、22）；河南郑州新通桥西汉晚期空心砖画像上，也见到鸮、鸮与虎、鸮与龟与虎三种图像，这些图像与上述陶、木鸮尊，也都与丧葬之事有关（图23）。此外，汉瓦当上居然也偶有所见（图24）。这些艺术品还存有古意，不过，这已是最后的一些发现，数量既极其微小，造型也嫌简单草率，也许在民俗学的研究上有些作用，但就艺术方面来说，就微不足道了。
商代晚期枭类题材的盛行与艺术成就的卓越，说明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对于这种夜禽的崇拜，但是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却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论述，现在只能根据枭本身的性态，结合保存于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做些间接的推断。
第一，中国古代猛禽象征威猛，与兵刑之事相联系，鹰类固然如此，实际上枭也是如此。
图 23 汉代绘画所见鸱鸮 1、3 长沙马王堆帛画 2、6 河北定县车饰 4、5 郑州画像砖
前面我们已引用《诗经》中的例子，说明鹰隼的飞扬，象征军容的威猛与战争的胜利，而《诗经》在《鲁颂 ·泮水》篇中，记述西周或春秋前期鲁国战胜淮夷后献俘祝捷，对于枭类也同样做了颂扬：
在这里，鸮就是枭，认为枭鸣就是战争胜利的象征。认为枭鸣是军事吉兆的事，即使在很晚的时候也曾有过，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凉州张重华遣谢艾伐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者，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果大破之。
六博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游戏，今已失传，据说以 “枭 ”这种棋子之类的东西作为首彩，“得枭 ”表示胜利，大约是商代以来那种古老风俗的延续。
枭在后世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视，还表现在官职名称与一般习惯用语方面，例如西汉时期有 “枭骑都尉 ”的武职。后来 “枭骑 ”“枭将 ”“枭雄 ”等词汇也长期沿用，用以表示勇猛、雄杰，并非全系贬词，都还存有古意。
战国秦汉时期的哲学著作中，往往是 “兕虎 ”并称，用来比喻威猛与危险，但是我们在商代西周的青铜器上，却常见虎与枭两种纹样共存于一器之上的现象。如前面已一再介绍过的铜觥上所见，安阳西北冈商代晚期大墓出土的白石雕刻，既见到了虎，也见到了枭；故宫博物院所藏 “西周虎鸟纹铜钟”（图25），也是虎与枭共存一器。用虎来表猛与危险，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而枭在一定时期，竟然可以与虎同等看待，由此也可见枭在古代地位的尊崇，枭类题材的含义必然与虎相似了。
凡此种种，都可能是一种起源古老的传统的延续，即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初期，在军事民主主义与奴隶占有制下，战争与掠夺成为氏族贵族与奴隶主阶级的常用手段，提倡尚武争斗，“不畏兵死”，成为当时重要的道德准则，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当时的宗教观与审美观 ——尊崇猛禽，认为猛禽是军事胜利的象征，因而枭类题材在商周青铜器艺术上反复出现，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第二，枭类不仅是猛禽，而且是猛禽中的夜禽，这是枭类在中国古代曾经备受尊崇的另一个原因，并且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的人，对于黑夜、梦幻与死亡这三种自然现象，既感到神秘，又认为互有联系。古代希腊人的看法最为典型，希腊神话便认为在最深的地下（也就是地狱），住着睡眠与死亡，他们彼此是兄弟，都是夜的儿子。睡眠能够在地上随意游荡，他把人抓住之后又放走，但是死亡却毫无恻隐之心，如果他抓住了人，就绝不再放走了。在中国古代，人们大约认为枭这种猛禽便是经常与黑夜、梦幻和死亡发生关系的鸟类，因而对它充满了敬畏的心理，种种有关的崇拜，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商代的人对于夜晚大约是很畏惧的，所以卜辞中， “卜夕 ”是商王占卜的一个重要项目；以长夜来比拟身后，也是世界各地的通例。墓葬的 “墓 ”字，从土莫声，“莫 ”字就是 “暮 ”字，表示日没于草中，因此 “墓 ”字也是个形声兼会意的字。《左传》用 “窀穸 ”称呼死后，“窀穸 ”是墓穴，古注认为也是 “长夜 ”的意思。
商代晚期的铜器之所以多鸮尊、鸮卣，以及以鸮、虎为主要装饰的铜觥，还有曾发现的少量作为柱础的鸮形白石雕刻，在奴隶主贵族生活中，显然含有用来保护夜间享宴生活安全的意图；至于它们又发现于墓葬之中，除了一般的依生前的模式安排丧葬之事之外，这类物件可能又都含有镇墓兽的作用，用来保证人生 “长夜 ”的安全，与商代墓葬往往殉犬的用意相同。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秦汉时期，除个别的而外，都发现于墓葬之中，正见这种古代习俗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久。
《尔雅 ·释鸟》中两处记载 “狂 ”这种鸟：一处说 “狂，茅鸱”，“茅 ”可能是 “猫 ”的借字，“茅鸱 ”就是猫头鹰的意思；一处又说 “狂，㝱鸟”，“㝱”是“梦 ”字的繁体，可见茅鸱又名梦鸟。枭类既然被看作梦鸟，如果不是把它看作梦之神，便是充当梦之神与占梦巫觋之间的使者。《山海经 ·大荒西经》也谈到狂鸟，“有五彩之鸟，有冠，名曰狂鸟”，但与枭类的形态毛色不符，可能是把枭类神化了的缘故。这种神化了的枭类，在商代青铜器中似有迹可寻，如有的鸮尊与鸮纹，鸟头上的毛角为一种菌状角所代替 ——这种菌状角是一种神圣的标记，常见于龙蛇的头上，也见于人首蛇身的神的头上；枭类的头上既然同样有所发现，显然不同一般。（图26）
综上所言，枭类在商代曾备受尊崇，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当然不是如近代那样，发现它是一种益鸟应加以保护的缘故。这既是古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崇武的道德观与审美观所决定的，也是由于青铜时代去古不远，生产水平依然相当低下，致使许多比较原始落后的宗教崇拜继续保留了下来，而统治阶级本身愚昧落后，对这些都坚信不疑，同时也有意识地利用来加强神权的统治，并幻想借此为自己祈求福佑。至于枭类题材的衰落，也许与商周两族的宗教、风俗不同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跟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宗教迷信的统治终究在削弱之中。西周中期已把枭类看作一般鸟类，不再盲目崇拜，应是思想有所解放比较正常的现象。但不幸的是，旧的宗教迷信破除了，而新的误解与成见复又代替了它，此后又把枭看作不祥之鸟，甚至是不孝之鸟，这自然同样是错误的。推寻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丧葬方面运用最普遍，延续的时间也最为长久，因而被人们看作死亡的象征、种种不吉祥之事的预兆。中国古代关于枭类的好恶观，因时、因地区、因民族而不一样，其间的差异与变化相当复杂，那已是民俗学研究范围内的事，与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无关，这里就不做探索了。